關鍵詞：路遙

人民是我們的母親，生活是藝術的源泉。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，我們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歌唱。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，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，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。

——路遙《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致詞》

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遙去世，距今30年了。30年來，路遙和路遙的作品，以一種獨特的精神，激勵、鼓舞了成千上萬的讀者。路遙的代表作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贏得了持續而廣泛的讀者市場，構成了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、一個文學現象。

從青年農民王衛國到著名作家路遙，路遙走過的是從平凡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。路遙生活和創作的時代，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，正是我們國家處于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。作為一個充分意識到自己責任和歷史使命的作家，路遙不僅對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有著深刻的洞察和理解，而且始終把握社會主義文學的創作方向，堅持為人民而寫作的創作立場。他用自己短暫的生命，開拓了自己創作的道路，創造著自己不平凡的人生。

一、看書，是抵制饑腸轆轆和自卑的最好良方

少年時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難，以及山區滯重的生活節奏和閉塞的環境限制，反而刺激了我愛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，因此極想了解更廣闊的外部世界。

——路遙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

1949年12月2日，路遙出生在陜北的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一個小村子。此時，新中國成立剛兩個月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定的地理背景中，對于生活在陜北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，苦難都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課。和少年路遙一樣的孩子們，他們童年時代的苦難，是窮困的環境所給予的。他們一雙眼睛看到的滿是貧瘠而溝壑縱橫的山，每天忍受著饑餓的煎熬，天天盼望的是什么時候能吃上一頓飽飯，冬天時腳上能穿上一雙鞋子。

從小食不果腹，衣不蔽體的生活屈辱，導致了少年路遙的孤獨、內向、壓抑的性格，1957年秋季，不滿7周歲的路遙被過繼給延川郭家溝他的大伯父。遠離親生父母，又讓路遙面臨了另一重人生考驗。在那些起初冷落路遙的小伙伴記憶里，路遙聰穎而淘氣，有著農村孩子特有的野性，也有著與年齡不相符的極強的自尊心。與一些比自己大好幾歲的男孩子打架“總不服輸”，這種姿態，實際上映射出了他抗爭命運、積極進取的人格心理的萌芽。

1985年路遙（左一）在銅川鴨口煤礦深入生活。（張艷茜翻拍鴨口煤礦王清林的作品）圖片由張艷茜提供

在延川縣城讀高小和上初中的那五年，路遙幾乎沒有吃過一頓飽飯。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錢的伙食費，有時，連五分錢的清水煮蘿卜也吃不起。

看書，成為路遙抵制饑腸轆轆最好的良方。延川中學的閱覽室里，有不少的藏書，古典小說居多，《紅樓夢》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等等，有些著作，路遙在高小期間就閱讀了。在語文老師程國祥的推薦下，路遙開始閱讀《創業史》《保衛延安》《紅巖》等，以及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《青年近衛軍》《毀滅》《鐵流》《牛虻》等，這些文學書籍，成為他大快朵頤、果腹充饑的精神“食物”。

困苦的歲月，對別人來說，也許只是經濟生活層面，作為貧困的農村學生路遙，則是經濟上和精神上雙重的困苦。在縣城上學的寄宿生活，路遙不僅因為長期處于吃“寒酸”的最低等餐食而自卑，同時，“農村人”和“城市人”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矛盾，也使路遙時刻感受到自尊心的極度受傷。他要用比克服來自饑餓還要多的精力，去克服周圍人對自己不屑的或是輕慢的目光。他將自卑感轉化為爭取優越感的補償動作，升華為一種超越自身、反抗命運的動力。讀書、上進、和命運抗爭、改變人生道路，成為少年路遙心中的自覺追求。

從農村到城市，這是農村青年一條苦苦追尋和艱難拼搏的漫長之路，而且是大多數人未必能到達目的地。這也是好幾位陜西作家如賈平凹、鄒志安、京夫等人的艱苦卓絕奮斗之路，即使是距離西安城很近的灞橋區白鹿原下的陳忠實，也曾為獲得城市戶口走過一段不短的歲月。

1972年，在黃河畔一個遠離交通干線的荒僻小縣城，回鄉青年路遙與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的谷溪，北京知青陶正，西北大學畢業分配到延川工作的聞頻等幾位文學青年，辦起了一份《山花》小報。路遙當時刊發在小報的文章，盡管還有些幼稚，但是卻飽含著濃郁的泥土氣息，像破土而出的山花頑強地綻放著。路遙開始意識到，或許從文學創作上能走出一條路來？通過個人奮斗和努力，從而改變生存環境，改變個人命運，架設一條橫跨城鄉之間、工農之間深壑的懸索。

1973年9月，路遙背上戀人林達為他準備好的被褥和衣物，揣著林達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積蓄，懷抱著文學情懷和文學追求，作為工農兵學員走進延安大學校門。做事辦事有明確目標的路遙，抱定一個信念，上大學中文系，就是要讀名著，學創作，為實現自己的文學夢想奠定堅實基礎。大學三年，他發奮讀書，把《創業史》讀了四遍，精讀了《戰爭與和平》《靜靜的頓河》《堂吉訶德》等中外文學作品，并堅持閱讀各種報紙，了解國內外時事。

路遙以一種與命運決戰的姿態，以一種狂熱癡迷的心態，讀書、創作。而文學創作的初步實踐，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處的巨大潛能，他的才華日漸顯露。

二、《人生》的寫作與發表

我深切地感到，盡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；盡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，但是，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于創造的過程，而不在于那個結果。

——路遙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

1976年大學畢業的路遙從延安走進了西安，成為陜西省作協《延河》編輯部一名小說編輯。這個已經站在人生重要轉折點的農村青年，文學創作嶄新的一頁也正式展開了，這一頁和他從農村走向城市同步進行著。

1977年之后，中國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。最先感受到這種巨變的，當然是神經最敏感的作家。1976—1979年間，路遙先后發表了幾篇與當時的文學主潮契合的小說《不會作詩的人》《在新生活面前》《匆匆過客》《姐姐》等，但都沒有引起什么影響。而同時，陜西作家莫伸的短篇小說《窗口》，賈平凹的短篇小說《滿月兒》，雙雙獲得了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。這無疑對路遙構成了巨大的壓力。但他沒有表現出焦躁情緒，他一邊在《延河》編輯部從事如常的編輯工作，一邊審視著文壇的動向。到了夜晚，獨坐于一盞孤燈下，煙霧繚繞中，他開始思考創作思路與題材和心理體驗的關聯，思考文學的價值和生命力，他要積極尋找自己創作的突破口。在與文學同道討論文學話題時，路遙表現出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，重視創作題材的“廣闊而深刻的內涵”的思考。

路遙文學創作的轉折，與發表在1980年3期《當代》的中篇小說《驚心動魄的一幕》有直接的關系。1981年《驚心動魄的一幕》榮獲“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”。這是路遙第一次獲得全國性文學大獎，無疑增強了他創作的自信。但是從這篇小說被排在獲獎作品的后面，以及評論界的冷淡中，路遙意識到文壇并沒有真正承認他。獲獎是一回事，得到普遍公認又是一回事。

1981年春，路遙去北京參加頒獎會時，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資深編輯王維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，王維玲向路遙約稿，讓路遙想起過去的兩年時間里，一直想寫的一個題材。1981年夏天，路遙回到陜北，回到黃土地，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縣招待所，開始了《人生》的寫作。創作過程中，路遙的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，他每天伏案工作18個小時，13萬字的《人生》，路遙僅僅用了21天就完稿了。但是人已經累得仿佛大病一場，他面頰泛黃、浮腫，兩條腿僵硬得行走困難。盡管身體極度疲憊，心里卻輕松了許多，畢竟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事。

1981年10月，路遙將稿子寄給王維玲。不久，路遙就收到王維玲熱情洋溢的回信。王維玲對這篇小說提出了非常詳細的修改意見，年底，又專門把路遙約到北京修改作品。

路遙修改后的題目是《生活的樂章》，王維玲和編輯南云瑞感覺不理想。看到路遙在小說開端引用了作家柳青的《創業史》一段話：“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，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，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······”他們受到啟發，改標題為《人生》。

《人生》不僅是當代文學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，同時還有更深一層的社會學意義。因為小說所塑造人物的真實，因為“高加林”這樣的農村青年所面臨的艱難選擇，因為所反映的城鄉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正是中國的現實。《人生》高加林這個富有歷史和時代內涵的當代農村青年形象，是深刻的也是豐富復雜的。在路遙展示的城鄉文明對立差異的背景下，高加林所謂個人的自私動機和欲望沖動，來自歷史，來自不合理的現實。所以，他是真實可信的。而我們現在談論的“三農”問題、城鄉二元對立問題，1982年路遙在《人生》里就提出來了，農村青年高加林的心中對城鄉差別就開始沖撞，開始質疑，開始反抗。

《人生》不僅在文學界、新聞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反響，《人生》更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，它由文壇走向了知識界、走向了大學校園、走向了工廠農村，更走進了千千萬萬各行各業讀者的心中。

但是此時的路遙卻深陷于孤獨之中。一方面他被鮮花和掌聲包圍，另一方面《人生》之后多篇小說發表后都不被看好。評論界的質疑聲開始出現——路遙的小說再也超越不了《人生》了。這樣的質疑，也來自路遙自己，為此他“痛苦極了”。帶著這樣的疑問，也為了逃避繁雜的追捧，路遙回到陜北家鄉。他把自己“丟”在陜北毛烏素沙漠，尋找到答案。“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動規模最大的書，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。”當路遙走出茫茫遼闊的毛烏素沙漠時，也將自己從《人生》轟動帶來的歡呼和風光中剝離出來。

1980年路遙（右一）與大弟弟王衛軍和生母馬芝蘭合影。圖片由張艷茜提供

三、農村和城市“交叉地帶”的思考

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，在大山田野長大，又從那里走出來，先到小縣城，然后又到大城市參加工作。農村我是熟悉的；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；而最熟悉的是農村和城市的“交叉地帶”。由于城鄉交往的逐漸頻繁，相互滲透日趨廣泛，加之農村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，這中間所發生的生活現象和矛盾沖突，越來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。

——路遙《面對著新的生活——致〈中篇小說選刊〉》

1982年開始，路遙“平靜而緊張地”開始了《平凡的世界》前期準備工作：閱讀百部名著，查閱相關資訊。他將自己從名目繁多的社會活動中抽身出來，遠離喧囂的采訪，逃避熱心讀者的追蹤。只“懷著告別的心情，專意參加了兩個較歡愉的社會活動”。

一個是1984年3月，陜西省作協召開的“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”。路遙做了專題發言。他說，對于文學創作，最重要的是關注人和人的命運，在一切變化中，人的變化，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變化，是作家關注的主要對象。在當前來說，大變革的農村生活中，農民身上發生了一些什么樣的變化，這是需要作家用全部精力來研究的。同時，關注當前農村生活，應該具有一種深沉的歷史感，還應該有穿透未來的能力。

發言中，路遙再次提出了“交叉地帶”這一概念，他認為，當代農村生活呈現出一種復雜交錯和廣泛地相互滲透的狀態。這種狀態，已大大不同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國農村生活，要反映今天的農村生活，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鎮和其他行業的生活，就可能受到一種局限。

1985年8月20日，路遙參加了第二個被他稱之為“較歡愉的社會活動”：陜西省作協召開的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。

當時，全國長篇小說創作逐漸繁盛，而陜西同一些省市發展的情勢相比，似乎遲緩了。第一屆、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，陜西均無作品推薦。陜西作家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，承認這個事實，并發奮努力去改變這種落后的局面。

路遙在這個會上講道：小說，尤其是長一點的作品的創作，要求作家的，首先不是藝術上的東西，而是作家觀察生活的著眼點和理解生活的能力，作家僅有“一度進入生活”還不夠，還要有“二度進入生活”。好多作品沒有絕妙的東西，就因為作家沒有“二度進入”的深刻認識。

這次會議，對新時期陜西長篇小說創作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。而路遙實際上已經投入關乎他終生事業成就的“大決戰”當中，這次會議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種必要的調整。

長篇小說創作促進座談會沒有結束，路遙就“神秘失蹤”了。1985年8月21日他趕赴銅川鴨口煤礦，開始踐行他的“二度進入生活”。路遙在銅川礦務局鴨口煤礦，沒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，而是一來到礦上，就要求下礦井。他要和礦工們一起勞動，與礦工交朋友。頭上戴著一頂礦燈，穿著一件破舊的滿是煤灰的工作服，脖子上也學著采煤工的樣子，扎一條白毛巾。這時候的路遙，活脫脫一個采煤工模樣，他跟著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籠車，和工人們在井下的工作面爬著行進，走在危巷深處，那種感覺，不是苦和累的考驗，而是生與死的考驗。

“只要讀者不遺棄你，就證明你能夠存在”

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，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代。

——路遙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

1985年秋天，所有寫一部“規模很大的書”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。路遙決定到銅川一個更偏僻的陳家山煤礦去開始第一部初稿的寫作。按全書的構思，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礦。也就是說，大約在兩年之后才寫到煤礦的生活。但是路遙知道，進入寫作后，他就再很難中斷案頭工作去補充煤礦的生活。

五六天過后，路遙初步建立起工作規律，每天伏案十五六個小時，墻上出現了一張表格，寫著1到53的一組數字——第一部共53章，每寫完一章，路遙就劃掉一個數字。他極力克制著不去遙望最后“53”這個數字，只要求自己扎實地邁出當天的一步，邁出第二天的一步。

寫作到凌晨時，饑餓難耐，路遙就吃上一個冷硬的饅頭，喝一杯咖啡填一填肚子。睡下后，他時常感覺第二天起不來了，但一覺醒來，體力稍有恢復，路遙立即從床上爬起來，用熱水洗把臉，痛飲一杯咖啡，又坐在書桌前開始新一天的寫作。

1986年夏天，第一部書稿終于全部修改抄寫完成。書稿輾轉幾個編輯部后，1986年6期《花城》發表了路遙長篇小說《平凡的世界》（第一部）。同時，《平凡的世界》（第一部）單行本也在1986年12月出版發行。

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，陜西省作協主辦的刊物《小說評論》與《花城》編輯部一起，在北京召開了路遙長篇小說《平凡的世界》（第一部）座談會。與會的很多評論家認為，這部作品寫法陳舊，有人甚至刻薄地說，這不像是《人生》作者寫出來的作品。現實主義寫法行將就木，路遙還在堅持這樣寫，多么沉悶，多么沒意思。

備受打擊的路遙，回到西安后很快恢復了平靜。他認為，從根本上說，任何手法都可能寫出高水平的作品，也可能寫出低下的作品。問題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創作，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藝術的平庸。現實主義寫法最適合他，更重要的，是適合《平凡的世界》這樣一個題材——即面對最樸素的人，選擇最樸素的寫法。

現實主義在文學中的表現，絕不僅僅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，而主要應該是一種精神。考察一種文學現象是否“過時”，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。一般情況下，讀者仍然接受和歡迎的東西，就說明它有理由繼續存在。只要讀者不遺棄你，就證明你能夠存在。（路遙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）

歷史證明，路遙的堅持是正確的。也許現實主義可能有一天會“過時”，但在現有的歷史范疇和以后相當長的時代里，現實主義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。

路遙的創作談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手稿 圖片由張艷茜提供

四、為人民而寫作

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，無論這個事實多么殘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納，這就是：

一顆璀璨的星從中國的天宇間隕落了！

一顆智慧的頭顱終止了異常活躍異常深刻也異常痛苦的思維。

這就是路遙……

——陳忠實《別路遙》

百萬字的長篇小說《平凡的世界》與中篇小說《人生》，具有相當一致的精神：“城鄉交叉地帶”的社會底層生活成為路遙反映的共同內容。作品以恢宏的氣度、鮮明的時代色彩、典型化的人物形象，從全局性和整體性上反映了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。作品中積淀了太多當代社會變革的信息。

2022年11月17日，路遙逝世整整三十年，但是人們越來越懷念他，隨著他離開時間越久，他的作品愈來愈有生命力。路遙和路遙的作品影響何以延續至今？首先在于他始終堅持的對普通勞動者命運的關心和真摯的愛。他的所有作品，都是從人民，特別是普通勞動者的視角和立場出發，表現他們的痛苦和歡愉，反映他們的愿望和心聲，真正做到了為人民而寫作。路遙曾說，只有永遠不喪失一個普通人的感覺，作品所呈現的一切，才能引起無數心靈的共鳴。正是懷著這種深摯的熱愛，理解的尊敬，路遙的筆下才出現了一個個自尊、自強、自愛和淳樸善良的普通人形象，并賦予了這些普通人豐富的、凝重的，寬厚的具有土地般博大雄渾的品格。

路遙和路遙作品的影響何以延續至今？還在于路遙堅持與寫作目的和寫作內容一致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。現實主義精神內核，就是人民性。體現在創作上，就是對人的高度關注，對人的生存狀態、精神狀態以及命運的關注。路遙把自己的創作作為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的記錄，感應時代脈搏，緊隨社會節奏，以人民作為主角，以人民為對象，關注普通勞動者的命運和疾苦，而現實主義作為作家認識、把握和表現社會的一個原則和方法，更易于為創造新生活的廣大普通勞動者所接受。從路遙的作品三十年來幾代讀者的閱讀與傳播影響上看，路遙從寫作手法到內在精神，都真正把“以人民為中心”落到了創作實處。

“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，衡量文學家、藝術家的人生價值也要看作品。”一部《人生》，一部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為路遙的生命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。路遙無疑是文學沙場上一個夸父式的勇士，他沒有留下什么遺憾，他的生命延續在他創造的文學世界里。三十年來，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遙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鳴，給人理想的光芒和力量，給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靈的震撼，激勵著無數年輕人不懈地奮斗著，正因為如此，路遙的作品在三十多年里長銷不衰。

（作者：張艷茜，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藝發展智庫首席專家、研究員）